肺癌作为全球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“头号杀手”，其防治成效不仅依赖技术革新，更取决于诊疗体系的整体成熟度。在病情复杂、个体差异显著的现实背景下，单一治疗路径早已无法满足临床需求。近日，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胸外科主任 Jessica Donington博士指出，全球范围内肺癌诊疗路径日益多元化、技术化，尤其是在早期诊断和微创干预上，已经形成了多技术协同的新范式。

在治疗执行层面，微创外科、手术机器人与靶向治疗、免疫疗法等多种策略协同发力，正逐步兑现“量体裁衣”式的个体化干预理念。手术切除微创化、精准度显著提升；靶向药物和抗体偶联药物（ADC）则为分子特征不同的患者提供了定向打击的可能；多学科团队（MDT）的协作模式，成为制定治疗组合的核心推动力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体系保障是高质量防治路径落地的根基。国家级早筛项目的覆盖与随访管理、基层医院诊疗能力的持续提升，以及康复支持和心理关怀的全周期闭环，构成了从“能治”到“治得好、管得住、活得久”的闭环机制。

Donington博士指出：“在中国将手术与新的药物更好地结合，有望推动融合治疗路径实现更多突破和创新。”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协同双向发力的基础上，将手术、药物、AI 和机器人等多元技术深度融合，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系统化的诊疗规范与康复支持，有望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全程优化管理，为中国乃至全球肺癌防治提供可复制的诊疗模式。

多技术融合

肺癌治疗“量体裁衣”

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全球癌症观测站的最新估计，2022年全球新增癌症病例和死亡人数中，有近三分之二归因于前十种常见癌症。其中，肺癌以其高发病率和高致死率位居首位：新增病例达250万例，占全球新增癌症总数的12.4%；死亡人数高达180万，占癌症死亡总数的18.7%，稳居癌症相关死亡原因的第一位。

面对沉重的疾病负担，肺癌治疗正日益向“精准化”和“个体化”迈进。

Donington博士指出：“无论在哪个国家，肺癌治疗路径的制定基本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：一是病情分期，二是患者身体状况，三是肿瘤的分子特征。”

在肺癌的早期阶段，外科手术仍然是治疗的主流手段，而技术的进步正在推动“更小创伤、更少损伤”的微创理念。

“在早期，我们一些新的发展理念和方法致力于对患者创口入侵性、破坏性比较小的治疗方法。同时，也致力于对于患者的肺切除更小部分的诊疗方法。” Donington博士表示。

而进入中期阶段，治疗方案则显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，需要多学科协作与精准判断。

“在局部晚期病例中，我们可能会将放疗或手术与癌症药物联合应用，根据具体病情决定先后顺序。” Donington博士进一步补充，“这完全取决于每位患者的实际情况，因此必须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。”这种“按需定制”的模式正逐渐成为主流。

对于晚期或转移性肺癌患者，系统治疗成为临床的核心工具，包括传统的化疗、分子靶向药物以及近年来不断发展的免疫治疗。

“目前，抗体偶联药物（ADC）是最令人期待的新方向，它能够更直接作用于癌细胞，同时减少对身体其他部分的副作用。” Donington博士特别指出。

据了解，中国已有多款国产ADC进入肺癌适应症开发阶段，相关研究和国际合作也正在同步推进。

例如，恒瑞医药研发的瑞康曲妥珠单抗在既往接受治疗的 HER2 突变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（NSCLC）患者中展现出显著疗效。其最新研究数据显示，中位随访时间已达 14.2 个月，独立评审委员会（IRC）评估的客观缓解率（ORR）高达 74.5%，刷新了全球同类研究的纪录，为国产创新药物在肺癌治疗领域注入了强劲动力。

而翰森制药开发的 HS‑20093（靶向 B7‑H3 的 ADC 药物）也相继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FDA）和中国国家药监局（NMPA）授予的“突破性治疗药物”认定，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本土 ADC 创新能力在国际肺癌治疗舞台上的崛起潜力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肺癌的全周期诊疗正迈入一个由技术驱动的革新时代。从早期筛查、术中治疗到术后康复管理，影像学进展、手术机器人、人工智能、个体化药物等多维技术不断融合，使肺癌治疗更趋智能、高效与精准。

其中，手术机器人与支气管机器人系统的应用尤为引人注目。

在美国，手术机器人如达芬奇已经非常成熟，拥有多年的应用历史。

Donington博士表示，从最初在动物实验中的试用，到如今在临床上的广泛使用，机器人手术已经成为非常常规化的一件事情，几乎无处不在。

与此同时，机器人支气管镜系统也正逐渐进入临床。通过可视化探头、稳定的机械控制与精确导航功能，该系统能够更准确地定位肺部深处的结节，有效减少穿刺误差，提升周围肺结节的获取率。近年来，中国已有部分医院引入此类系统进行活检试点，显示出较强的诊断价值。

除了硬件创新，人工智能也在逐步渗透到肺癌的诊疗流程中，尤其是在提升信息处理效率和辅助临床决策方面表现出潜力。Donington博士分享了一项正在使用的芝加哥大学的AI工具——Phoenix AI。该系统帮助医生生成病历摘要和会诊记录，专门开发用于医疗闭环系统内，与开放的AI平台相比，这一系统更能保证隐私安全。这类工具的应用，正在帮助医生从繁重的文书工作中“解放”出来，为专注临床诊疗腾出更多时间。

然而，相较于手术机器人在肺癌治疗中的常规化应用，人工智能目前仍处于探索和辅助阶段。

“人工智能AI的话，目前还没有在胸外科的治疗当中有大规模的使用。我觉得它的潜力主要是能够给我们一些关于像癌症分子的结构，还有放疗的数据上，有可能未来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数据，但是目前还没有显著的实际应用。” Donington博士坦言。

体系建立

幸存者不再“边缘”

在肺癌防治的广阔图景中，技术创新背后更深层的力量源自制度建设、资源配置与患者关怀体系的协同发展。

自2010年以来，中国陆续启动了多个针对高风险人群的国家级筛查项目，包括农村癌症早诊早治项目（ RuraCSP）、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（CanSPUC）以及全国癌症早筛试验。以 RuraCSP为例，项目已在多个省份覆盖高发风险村镇，使早期肺癌（I期）的诊断率从2014年的37.5%提升至2019年的75%。这些成果为肺癌防治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和实践验证。

在政策层面，《健康中国行动（2019–2022年）》将癌症防治上升为国家战略，明动员群众参与癌症防治，部署加强癌症预防筛查、早诊早治和科研攻关，聚焦癌症防治难点，集中优势力量在发病机制、防治技术、资源配置、政策保障等关键环节取得重点突破。

Donington博士直言，真正有效的诊疗路径必须依托“结构化的体系支撑，特别是在筛查后的随访管理、康复体系建设以及多学科协作方面”。

“在美国，所有筛查项目都必须配有后续管理措施。否则，患者不仅无法获得持续医疗支持，也无法通过保险报销相关费用。这也导致我们在推广全国筛查项目时面临重重挑战，例如患者缺乏保险覆盖，或因生活在偏远地区而无法接受系统性筛查和管理。” Donington博士指出。

相较之下，中国的优势则在于医疗可及性强。Donington博士进一步解释：“CT在中国的普及度非常高，几乎每家医院都能提供，而且相较美国，CT检查的费用也低得多。这使得中国在早期发现能力上具备一定的领先优势。然而，中国目前仍缺乏系统化、结构化的随访管理体系，筛查后的追踪与干预措施尚未形成标准化路径。”

若能将筛查与结构化管理结合，中国在肺癌早筛早诊上的优势将更为显著。因此，Donington博士建议，中国可以建立项目化、系统化的高风险人群筛查机制。“例如，对吸烟者进行筛查的同时，也同步提供戒烟支持，把预防与诊断结合起来，这一点对降低整体患病率非常重要。”

据了解，中国在以基因为基础的筛查方面取得了一些实际进展。尤其是那些没有吸烟史，但家族中有肺癌患者的人群，也被纳入高风险筛查范围，成为最接近基因筛查或基因工程运用的实践路径。

与此同时，伴随诊疗能力的进一步提升，推动高标准肺癌治疗模式下沉基层势在必行。

在Donington博士看来，中国的胸外科医生技术水平高，已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。

“但在手术与新药物的联合应用方面，中国还有提升空间。加强这方面的继续教育，特别是在基层医院和中小城市，能够帮助更多患者受益于融合治疗路径。”

因此，强化基层医疗机构对肺癌 MDT 流程、诊疗规范、创新技术的培训与跟进，使高标准诊疗不再“留在大城市”至关重要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对于癌症患者来说，需要的不仅是一次成功的手术，更是长期的随访与生活质量管理。

据Donington博士介绍，美国大多数癌症患者都会进入“终身监测”体系，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罹患第二原发癌的风险更高，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疾病带来身体功能下降或心理创伤，亟需系统性支持。

在肺癌领域，这种“癌症幸存者管理”尚属新兴。Donington博士解释道：“这是因为过去肺癌的长期幸存者非常少，而现在随着治疗进展，他们的数量正在增加，也让我们必须开始重视他们的术后生活与情感支持。尤其是一部分非吸烟肺癌患者往往更年轻、健康、社会功能强，他因此在治疗期间的生活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。”

幸运的是，在中国，这一理念也正逐步落地。越来越多的医院和公益组织将术后管理、心理支持、功能康复等纳入“全周期关怀”体系。一项对中国肺癌幸存者博客的质性研究也显示，患者往往表达出对术后生活质量、心理支持、社交参与等方面的高度关注。

一项针对中国肺癌早期筛查、精准诊断和个体化治疗方案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系统化思路。这套流程涵盖从风险评估、低剂量CT三维薄层图像重建（Tre-LDCT）筛查，到AI辅助诊断、生物标志物分析、个体化治疗路径设计等多个环节，贯穿从早期筛查到随访管理的全周期管理链条。结果显示，该模式实施后，中国早期（I期）肺癌检出率从46.3%提升至65.6%，5年生存率达到了90.4%。

随着中国在肺癌防治体系的建设上逐步完成从“技术驱动”向“系统协同”的跃迁，以高可及性的筛查手段为起点，结合精准的诊断工具、多学科协同的治疗路径和日益完善的康复随访机制，有望为全球肺癌防治提供有益借鉴，也为患者争取更长、更有质量的生命时间。

作者：Joanna